英美法系国家的概念虽略显粗糙，但具有较强的统合力和解释力。
与此相对，施密特·阿斯曼则认为，法律上而非事实上受保护的个人利益的存在才具有决定性。在早期的诸多判决中，联邦行政法院赋予程序构造对于确定第三人权利以相对重要的作用。
在宪法的基础决定之后，《联邦社会救助法》第4条第1款第1句的内容是：只有当法律规定要提供救助时，才存在社会救助请求权。因为其涉及到了核心问题，如基本权利如何纳入到保护规范学理之中，以及规范解释的决定性标准。依据法律关系理论，三方建筑法律关系中具体权利与义务的查明首先应聚焦于宪法，即聚焦于与之相关的、由基本法第14条所保障的（相邻的）土地财产权人的权限。法律规范保护目的的查明并不取决于规范制定者的（在这种意义上是完全无法确定的）主观见解，而是取决于客观的利益评价。但从立法资料中也经常不能确定，法规范是否具有保护个人利益的目的。
土地属于不动产是基本事实，因此所有与土地相关的情况都会潜在地对周围的环境产生影响[[228]]。一方面，尽管通说想继续坚持保护规范理论，但另一方面，也有明确的迹象表明，与保护规范理论内容的相关见解发生了变化。[38]参见注[37]，第314页及其以下部分。
针对《送法下乡》一书的类似意义上的评论，参见赵明、黄涛：《地方性知识观的法哲学批判——以〈送法下乡〉为分析重点》，《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作为1980年代第一部以权利为基本线索写成的专著，《法学变革论》明确提出法学应是权利之学的主张，并意识到：它（权利）是在一定生活条件下人们行为的可能性，是个体的主动性、独立性的表现，是人们的行为自由。从人们行为自主程度和意识开化程度来看秋菊，秋菊就再也不是传统乡民社会中的行为受制约的女性。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工具化的他者，他为了获得这个作为权利救济工具的他者，需要提供一定的交易成本。
不过，在《义务先定论》中，这一权利赖以为基础的共同生活的面向并未得到充分揭示，尽管这里已经出现了三人社会的初步设想。在这一时期，权利主体不仅迷失在自己的对象中，也陷入到一种深刻的孤独中。
有关权利主体性的论述出现在第59-61页。2006年，法国法学家若斯兰的《权利相对论》一书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再版，[41]在该书中，若斯兰指责权利的绝对主义。尽管秋菊的说法可以被视为一种本土化的权利，但这个秋菊已经不再是传统乡村社会中的成员。[33]参见顾培东：《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4]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根据，不局限于之前津津乐道的统治阶级利益，更是人性深处的内在需要，权利不过是主体的内在需要在外在生活领域的投射。这个新定义不仅出现在张文显的这部代表性作品中，此后还出现在他的博士论文以及由他主编的《法理学》教材中。[42]刘作翔：《权利冲突：案例、理论与冲突解决机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85-186页。作为主体的人，当然可以提要求，享有一定资格，有一定的利益需要，甚至还有情感方面的主张。
当代中国权利理论诞生在1980年代张扬个性的文化氛围中，在经济和社会的开放性发展中得到了社会物质层面的支持。他从早期仅仅从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角度来同权利本位论者进行争论的立场，走向了对于社会规范的生成机理的观察，最终确立了他的义务先定论的立场。
当权利主体经历从实定法的超越之后，当个体在自身选择生活中摸索一番之后，共同体的价值被再度找回，承认共同体是主体的内在生活和价值追求的一部分。在正义原则面前，某些权利应该得到克减。
对权利研究者来说，这篇文章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张恒山的论述在理论上揭示了共同体对于理解权利的重要性，而这一时期的权利实践也在真实地呼唤共同体的权利观。与此同时，集体性的权利也开始淡出权利理论的中心，个体权利的话语开始流行开来。这种共同体是权利主体建立起来的，权利主体只有在共同体之中才能发出权利的要求，当他的权利遭到损害时，他也只能从这个共同体中寻找救济的办法。透过有关复***私力救济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权利主体的困境。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类的哲学也出现在中国主体性哲学研究者的笔下，高清海在1990年代后期的作品中，运用类的哲学的思想反思个体本位的学说，从人类历史的角度，将类属性或类存在的实现界定为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社会发展的第三大形态。
[61]与之类似，彭诚信在评述当代西方权利学说的基础上，结合国内有关程序正义的已有理论，明确提出了一种程序性的权利理论，从参与主体、利益评价程序、权利生成程序、权利内容与层次、义务与责任等方面尝试提出权利建构及理念。从此，当代法学中有关权利和义务的讨论，以及法学中其他概念的讨论就获得了新的基础。
[7]郑成良：《论自由权利——简析自由概念在法理学中的含义》，《当代法学》1988年第3期，第30页。这一时期，应有权利的另一个表达是道德权利。
在这本书中，他們明确地将主体性作为权利的基点，一个个体化的权利时代来临了。但福利权和发展权要求公共权力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促进个体利益，这是中国社会进入新时代之后发生的全新状况。
在他们的笔下，个体和共同体彼此存在着，但这种存在方式不是逻辑的，不是主体自觉到的一种相互共存，而是体现为共同体对权利主体的支配，这里的共同体并非是权利主体自觉承认的共同体。无论私力救济有何积极意义，但必须反思的是，这种个体主义的权利观念将会导致权利主体对共同体生活的更极端的不信任。行为在一个确定的法律范围内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地安排自己的行为。[22]这两处引文参见注[20]，第32-33页。
在最新修订的《法理学》第五版中，仍可见这一表述，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130-131页。在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面前，利益的交易与换算掏空了共同体的伦理价值，必然会带来人们对于共同体生活的深刻思索。
这个主体所发出的需求并不仅仅是温饱和最低限度的福利，而是人格尊严、言论自由、精神发展等。[20]相对于应有权利这个词汇来说，道德权利的含义更明确，在此权利被界定为对人的道德身份的确认，权利开始同人道、同人的尊严联系起来。
[43]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他在改造后的类哲学的基础上反对个体主义的权利学说。一般的权利理论应包括对公民‘实有和‘应有权利的系统论述。
[58]其二是西方1980年代以来兴起的社群主义对权利的思考，它主张一种不同于以个体权利为中心的权利学说，即一种着眼于关系或者说共同体的权利学说。当代中国权利理论的兴起与主体性哲学的兴起相伴随，也随着我们对于主体性的认知而逐步深化。从此以后，有关权利的理论就不再停留在对法律权利的语义结构的分析上，而是开始意识到社会经济结构在权利思考中的意义。真正意义上的权利生活，正是个体既在自身之中，又在他者之内的存在。
在那个时代，权利的研究并未限定在个体与共同体的任何一端。法的真谛在于对权利的认可和保护，是解放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手段。
在张恒山看来，孤岛生活根本不能产生法律规则。他没有意识到，权利在此刻并非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观点，而是198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现实生活中诞生的实际需求。
‘实有权利是法定权利，‘应有权利是公民作为政治社会的平等主体应享有的一切权利，是‘实有权利的前提和基础。但在1993年出版的《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权利定义，参见下文相关论述。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